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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周以來，“105次違章、10500元罰款、210分記分”這組由安徽來京務工人員杜寶良在首都“創(chuàng)造”的交通違章記錄，在清晰定格于眾多有車族心中的同時，又不知讓多少關心交通執(zhí)法公平性的人們“唏噓不已”。 如今，關于此次“同地百次違章”的討論已經不再停留在“萬元”上，許多人開始用自己的視角和“手段”探究著由此引發(fā)的交通執(zhí)法中的公正與公平、無情與有義。 2004年北京每個電子眼平均上繳財政36萬元，每年還在增設上百個電子眼又稱“電子警察”，現代交通管理和執(zhí)法不可或缺的技術支撐，更是此次105次“擒”杜寶良的“功臣”。據了解，截至目前，北京市“上崗執(zhí)法”的電子眼已達1482個，這個數字還在以每年上百個的速度遞增。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統計表明，2004年全市共處罰各類交通違法行為1124.9萬起，其中絕大部分是電子眼拍攝記錄的，占北京全市機動車違法行為處罰量的47.2%。家住海淀區(qū)世紀城的丁文是一家咨詢公司的高管，他并“不科學”地為記者算了一筆粗賬：根據北京公布的2004年處理交通違章總數和比例，電子眼在其中的功績達到531萬起，平均每個電子眼一年處罰違章近3600起。如果以杜寶良“創(chuàng)造”的每次違章平均罰款100元計算，2004年北京每個電子眼平均上繳財政36萬元。 丁文說：“如果一周前我推算出這個數字只會感到政府財政‘開源有道’，交通執(zhí)法‘力度見效’。但此時我不禁在想，如此‘開源’有‘道’嗎？如此‘力度’又‘見效’嗎？” “我在澳大利亞違章，一個月內會收到交警部門的信函” 與丁文一樣充滿“探究”精神的何超平，是一位從澳大利亞留學回國近兩年的外企白領。幾天前由于“杜寶良”的曝光，才讓這位“海歸”首次登錄了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網站。而讓他震驚的是，他的愛車從2003年底起到今年5月已經被記錄了6次違章，800元的罰款。 “為什么沒人主動告訴我，為什么？”何超平很激動地問記者。 “我在澳大利亞時也違過章，通常是在一個月內，會收到交警部門的信函，信中不但說明了違章的時間、地點和當時的車速，還附上了電子眼拍下的照片。我會及時繳納罰款，并馬上認識到自己的錯誤。” “如今十幾個月6次違章，我竟全然不知。我不會質疑電子眼的記錄，只是感到寒心，為什么那些非法掌握車主聯系方式的保險公司、推銷公司隨時可以找到我，而我最信任，且依法主動提供個人信息的交管部門就不能主動的告知我違章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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